美国对三一的偏见“损人不利己”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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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遭受的超标准不公平待遇,其根源,短期看与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和美国大选政治高度相关,中长期看与中美贸易与投资关系趋于复杂和敏感高度相关。

  三一重工在德国成功并购了欧洲顶级混凝土机械制造商普茨迈斯特,但在美国却遭遇了惊世骇俗的并购遇阻。此前,美众议院情报局曾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中国的通讯企业华为和中兴在美国投资。这次三一受阻,美国的理由仍然是冠冕堂皇而难以自圆其说的国家安全。

  从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看,美国虽然已渡过金融危机,但失业率高企,未来还面临财政悬崖的挑战。发达经济体的问题导致其自身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增长都在遭遇巨大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来自发达国家的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盛行。尤其失业率高企是美国经济的最大挑战,也是奥巴马连任的最大威胁。

  因为,中国经济规模足够大,影响足够高,也足够对公众具有说服力,成为了美国经济不景气的理想替罪羊。在这种背景下,三一并购案出现在非常不合时宜的时间段。这个案例给了奥巴马一个重大机会,从而有利于赢得更多选票。当然其负面的效应就是进一步激化了中美贸易与投资争端。所以,从大的经济环境看,中美经贸关系大气候决定了三一重工并购个案的命运。

  迄今为止,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批准中国关联企业在美国投资的项目,已经不是第一次,而是发生了很多起。美国的偏见将会影响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积极性,阻碍双方的贸易与投资合作进程,既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也将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2012年1~9月份中国企业对全球各地的投资平均增长幅度高达30%以上,对很多国家地区增速都达40%~50%,但增长幅度最低的是美国,只增长14.3%。

  这种行为实际上不利于中国企业对美国的投资,对美国没有好处,损人不利己。从宏观效应看,美国这样做的意图在于阻碍中国经济全球化进程,制约中国相关产业发展,遏制中国崛起,不断规制中国,要求中国进行国际贸易与投资符合国际规则与惯例,符合美国规则。

  就美国自身而言,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意识到过去经济虚拟化带来了很多经济弊端,必须寻求发展实体经济。因此,目前美国的利益诉求已经转向推动美国经济再制造业化,五年内实现出口翻番,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等目标上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美国对中国进行的贸易方面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还是当前的投资限制,都是服务于美国上述利益诉求的。

  遗憾的是,这些措施很可能无助于美国实现这些目标。打击中国产品后,美国需要从其他发展中国家继续进口;打击中国投资后,其所期盼的制造业岗位也无法创造。要知道,迄今为止,中国在美国投资的公司已经雇用了两万多名员工。由此,所能得出的推论就是,这样的做法有利于保护美国的本土企业,特别是保护美国的新能源产业,在这一领域美国要与中国竞争,因为美国和奥巴马已经将新能源产业列为其重点发展的产业。

  至于未来出路在哪里,中国决策者和中国企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思考:

  其一,对于当事企业,积极诉诸法律寻求解决方案是必须的。目前,三一项目的直接损失已达2000万美元,间接损失无法估量。寻求诉诸法院推翻奥巴马停建令,或因工程停建而获赔偿是唯一出路。但也要看到,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CFIUS)的条例明确规定,美国总统决定不受司法审查,中国公司胜诉机会不大。可以争辩的事实是,罗斯公司附近有其他国家的风机,但均未受到CFIUS审查,这需要美国政府给出说法。

  其二,中国公司应加强对所投资项目的风险评估和防范。应当更加注重研究东道国的法律和行政程序,辨识各种潜在的投资风险。除了经济风险,要更加重视非经济风险带来的挑战,包括政治风险、安全风险、社会风险、环境风险,都要高度重视,认真分析和评估论证。中国在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大投资项目都曾遭遇了非经济风险因素。

  其三,中国要加快与美国谈判签署双边投资协定的进程,为双边投资提供制度保障。中美应当增强互信,减少相互猜疑。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就促进和保护双边投资,以及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等问题形成适应新形势需要的双边投资协议,避免让美国频频把国家安全当成最好的挡箭牌和借口。

  其四,中国应当更加注重在亚非拉、欧洲等区域的投资进程。这些区域对中国关系相对友好、投资领域敏感度较低,有利于中国企业依法持续经营。一方面,由于中国在欧洲等区域的投资增长和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会让美国一定程度上感到付出了机会成本;另一方面,将来美国会看到,中国的投资是建设性的有益东道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非美国人所臆想的安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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